第二百八十九章 二苏过三关
正史上,苏轼和苏澈的官途之路并没有眼下这么顺利。
嘉佑二年,苏轼和苏澈登科及第之后,并没有留在京城等候吏部的派官,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眉州,因为他们的母亲程氏去世了。
有宋一朝,凡是父母去世,官员一般都是要丁忧三年,苏轼和苏澈正是意气风发之时,却遭遇此事,不得不说也是天意难为啊!
等到嘉佑四年九月,苏轼和苏澈守孝之期满后,二人方才离开眉州老家,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城。三月,经过吏部筛选,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,苏辙被授予河南府渑(mian)池县主簿。
但是苏家两兄弟没有前去赴任,当然不是因为嫌弃官职小,而是因为朝廷在明年要举行一届制举,欧阳修知道后,便同天章阁侍制杨畋,一同举荐了苏家两兄弟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。
与贡举不同,制举大约起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,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的特殊考试。
唐朝门阀势力还是很大的,所以有唐一朝制举非常兴盛,但到了宋朝,由于科举制的不断规划,作为补充的机制,制举的规模就越来越小了。
同贡举相比,其一,制举的举办时间不固定,贡举在宋仁宗登基以后,基本上是两年一届,而制举需要皇帝下诏才可进行。
其二,对应试者有身份限制,制举面向全天下的士子,而贡举仅限官员报名,而且必须有至少两位大臣的推荐才行,就好比现在的保送在职研究生。
其三,录取的比例很低,宋朝的科举考试,动辄录取上千人,而反观制举呢?可是说完全是另一个极端。终两宋之世,只举行过22次制举,而录取的人数只有区区41人。
不过既然是为了选拔特殊人才,那么自然还是物以稀为贵的好。
宋朝的官员很多,所以参加制举的也很多,为了确保极高的淘汰率,制举的流程可以说是能够虐死人。
考生需要过三舍人负责评分。
一篇写的好不行,两篇三篇也不行,而是要五十篇写的全都好,文辞足够优美,逻辑够清晰,能够拿到“次优”及以上的分数,方可进入第二关。
第二关称为“阁试”,因为考试地点设在秘阁而得名,属于制举的初试环节,考试内容是写六篇试论,每篇五百字以上,要求一天之内完成。
主题考察经史的内容,重点考察考生的涉猎是否广泛,当时的士子普遍认为这一里面出,而且一天之内要写六篇,所以这不是考试,简直就是炼狱。
本届制举的科目是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。”顾名思义,就是想选拔有见识有胆魄的饱学之士。
苏轼和苏澈对这方面恰恰是极为擅长的,所以两兄弟顺利的通过了前两关,上百名官员参加考试,最终通过第二关的只有四人。
嘉佑六年八月,第三场考试“御试”在崇政殿如期举行。
宋仁宗亲自出了一道题目,即“朕德有所未至,教有所未孚,弊政尚多”简而言之,说来说去还是三冗问题。
苏轼认为其根源在于辽和西夏,再者就是后宫。
辽国和西夏兵锋正强,宋朝干不过人家,所以这方面没有作为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后宫是可以加以控制的。
宋仁宗后期为了生儿子,后宫的开支很大,苏轼认为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,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先拿后宫开刀。
还有就是“军冗而未练”,苏轼认为冗兵的根源在于“将不足恃”,能力不够,就拿人数来凑,长此以往岂能不冗。
至于冗官,苏轼认为朝廷应该改革考察官员的方式,使得“才者常用,不才者常闲!”
苏轼的解答恰到好处,说到了仁宗的心坎里面。
但这次科举最大的看点不是苏轼反而是寡言鲜语,素有敬心的苏辙。
一样的策问,血气方刚的苏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,开篇就说宋仁宗这些话是“有其言耳,未有其实”,也就是说宋仁宗你这话说得一点诚意都没有。
紧接着,苏澈将宋仁宗给狠狠的批了一顿,指责他“宫中贵姬至以千数,歌舞饮酒,欢乐失节,坐朝不闻咨谟,便殿无所顾问”,并劝谏宋仁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,自欺欺人,除此之外,苏辙还连带着把宰臣、三司使也骂了个遍,正所谓雨露均沾,一个也没落下。
当苏辙把这份六千字的答卷交上去的时候,感觉很是酣畅淋漓,但随即又心生一丝悔意,爽是爽了,可自己的仕途只怕也就此止步了。
俗话说得好,冲动是魔鬼,不容你后悔。
就连苏辙本人也没有想到,围绕他的这一篇答卷,下至阅卷官,上至朝堂重臣,甚至宋仁宗本人也参与到了其中,竟然争执,纠结了半个多月的时间。
争论的焦点倒不是如何治这位考生的罪,毕竟因言路获罪并非大宋朝的惯常作风。
负责初评的是清谨忠实,内刚外和的胡宿,既有渊博的知识,又不乏刚毅的性格,他认为苏辙应该直接罢黜,为什么呢?因为苏辙跑题了。
苏澈说宋仁宗“宫中贵姬至以千数,歌舞饮酒,欢乐失节”,完全是在胡说八道,事实上,宋仁宗在宫闺生活上面是比较自律的。
苏辙后来自己也承认,当年之所以这么写都是听信了道听途说之言。
一个官员如果将道听途说的事情信以为真的话,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,将其直接黜落,是没有任何争议的。
另一位阅卷的官员也是同胡宿一样的看法,但是到了复试的时候,司马光认为这位考生“独有爱君忧国之心,不可不取”。司马光认为不仅要将他录取,而且要列为头名。
范镇认为头名有些过,还是以最常见的四等录取最为妥善,司马光最终做出了让步,同意范镇的意见,但是一根筋的胡宿却是依然不同意,同司马光和范镇争执不休。
俗话说得好,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,苏轼的这篇文章很快就被传到朝堂上去,一时间朝堂也是议论纷纷。
鉴于双方分歧太大,朝廷决定打破常规,重新安排考官进行评叛,最终采纳了胡宿的建议,将这名考生黜落,并且交由宋仁宗最终定夺。
宋仁宗拿到后也很是为难,但好在司马光说了一番肺腑之言,宋仁宗于是对群臣说道:“尽管这篇文章里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辞,但瑕不掩瑜,不应该求全责备,再者说,朕以直言求士,士以直言告朕,进而黜之,天下其谓我何?”
最终宋仁宗一锤定音,结束了这场持续半月之久的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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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佑二年,苏轼和苏澈登科及第之后,并没有留在京城等候吏部的派官,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眉州,因为他们的母亲程氏去世了。
有宋一朝,凡是父母去世,官员一般都是要丁忧三年,苏轼和苏澈正是意气风发之时,却遭遇此事,不得不说也是天意难为啊!
等到嘉佑四年九月,苏轼和苏澈守孝之期满后,二人方才离开眉州老家,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城。三月,经过吏部筛选,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,苏辙被授予河南府渑(mian)池县主簿。
但是苏家两兄弟没有前去赴任,当然不是因为嫌弃官职小,而是因为朝廷在明年要举行一届制举,欧阳修知道后,便同天章阁侍制杨畋,一同举荐了苏家两兄弟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。
与贡举不同,制举大约起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,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的特殊考试。
唐朝门阀势力还是很大的,所以有唐一朝制举非常兴盛,但到了宋朝,由于科举制的不断规划,作为补充的机制,制举的规模就越来越小了。
同贡举相比,其一,制举的举办时间不固定,贡举在宋仁宗登基以后,基本上是两年一届,而制举需要皇帝下诏才可进行。
其二,对应试者有身份限制,制举面向全天下的士子,而贡举仅限官员报名,而且必须有至少两位大臣的推荐才行,就好比现在的保送在职研究生。
其三,录取的比例很低,宋朝的科举考试,动辄录取上千人,而反观制举呢?可是说完全是另一个极端。终两宋之世,只举行过22次制举,而录取的人数只有区区41人。
不过既然是为了选拔特殊人才,那么自然还是物以稀为贵的好。
宋朝的官员很多,所以参加制举的也很多,为了确保极高的淘汰率,制举的流程可以说是能够虐死人。
考生需要过三舍人负责评分。
一篇写的好不行,两篇三篇也不行,而是要五十篇写的全都好,文辞足够优美,逻辑够清晰,能够拿到“次优”及以上的分数,方可进入第二关。
第二关称为“阁试”,因为考试地点设在秘阁而得名,属于制举的初试环节,考试内容是写六篇试论,每篇五百字以上,要求一天之内完成。
主题考察经史的内容,重点考察考生的涉猎是否广泛,当时的士子普遍认为这一里面出,而且一天之内要写六篇,所以这不是考试,简直就是炼狱。
本届制举的科目是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。”顾名思义,就是想选拔有见识有胆魄的饱学之士。
苏轼和苏澈对这方面恰恰是极为擅长的,所以两兄弟顺利的通过了前两关,上百名官员参加考试,最终通过第二关的只有四人。
嘉佑六年八月,第三场考试“御试”在崇政殿如期举行。
宋仁宗亲自出了一道题目,即“朕德有所未至,教有所未孚,弊政尚多”简而言之,说来说去还是三冗问题。
苏轼认为其根源在于辽和西夏,再者就是后宫。
辽国和西夏兵锋正强,宋朝干不过人家,所以这方面没有作为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后宫是可以加以控制的。
宋仁宗后期为了生儿子,后宫的开支很大,苏轼认为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,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先拿后宫开刀。
还有就是“军冗而未练”,苏轼认为冗兵的根源在于“将不足恃”,能力不够,就拿人数来凑,长此以往岂能不冗。
至于冗官,苏轼认为朝廷应该改革考察官员的方式,使得“才者常用,不才者常闲!”
苏轼的解答恰到好处,说到了仁宗的心坎里面。
但这次科举最大的看点不是苏轼反而是寡言鲜语,素有敬心的苏辙。
一样的策问,血气方刚的苏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,开篇就说宋仁宗这些话是“有其言耳,未有其实”,也就是说宋仁宗你这话说得一点诚意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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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初评的是清谨忠实,内刚外和的胡宿,既有渊博的知识,又不乏刚毅的性格,他认为苏辙应该直接罢黜,为什么呢?因为苏辙跑题了。
苏澈说宋仁宗“宫中贵姬至以千数,歌舞饮酒,欢乐失节”,完全是在胡说八道,事实上,宋仁宗在宫闺生活上面是比较自律的。
苏辙后来自己也承认,当年之所以这么写都是听信了道听途说之言。
一个官员如果将道听途说的事情信以为真的话,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,将其直接黜落,是没有任何争议的。
另一位阅卷的官员也是同胡宿一样的看法,但是到了复试的时候,司马光认为这位考生“独有爱君忧国之心,不可不取”。司马光认为不仅要将他录取,而且要列为头名。
范镇认为头名有些过,还是以最常见的四等录取最为妥善,司马光最终做出了让步,同意范镇的意见,但是一根筋的胡宿却是依然不同意,同司马光和范镇争执不休。
俗话说得好,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,苏轼的这篇文章很快就被传到朝堂上去,一时间朝堂也是议论纷纷。
鉴于双方分歧太大,朝廷决定打破常规,重新安排考官进行评叛,最终采纳了胡宿的建议,将这名考生黜落,并且交由宋仁宗最终定夺。
宋仁宗拿到后也很是为难,但好在司马光说了一番肺腑之言,宋仁宗于是对群臣说道:“尽管这篇文章里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辞,但瑕不掩瑜,不应该求全责备,再者说,朕以直言求士,士以直言告朕,进而黜之,天下其谓我何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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